唐初，房玄龄、魏征等制定了《贞观礼》，其中吉礼即祭祀神灵之礼约占全部礼仪制度的一半。

现代国人应该依据历史传统对自己的文明系统自觉体认，由此来思忖现代发展道路。现代西方出于文明错位来驯服世界其他文明，非西方文明又在此驯化中深化其文明失位，最可悲的乃是依附国家斗争、文明冲突的他者逻辑来规划自己的道路。

在文化教育宗教上，钱穆妥善处理了政教、政学的二重性，强调学术教化教育的根本地位，在此前提下安顿具体宗教，如肯定新佛教作为东亚共同信仰的重要性，并强调认可宗教信仰的自由[56]。儒家代表的宗教性，与西方宗教一样，为呈现多角性的尖锐放射的群体社会提供公有共享的理想精神，而这个宗教性能够包含人文社会，与大群全体融为一体。人类文化是指全部人生的物质及其背后引生及支撑推动这种物质生活的观念、信仰、理论以及欲望等精神积业[21]。34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9-20页。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大传统是其根源，美国与英国的关系有深厚民族情感为纽带，亲英，遂亦连带亲及西欧[46]。

如果我们在人文大体中别创一礼，将其树立为宗教，那么后者就成为文化中的另一体，势成二体格局。道家后来成为宗教，儒家则终不走狭义宗教一路。另一方面，这一新经学虽然以解决治心与治世的贯通为总体指向，从而具有很强的政治哲学色彩，但《大学》明确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朱子也强调圣人作个《大学》，便要使人齐入于圣人之域。

但这种儒家心学又自觉地与不立文字、顿悟成佛的禅宗心学或发明本心式的禅学化儒学区分开来，因此朱子强调吾道之所寄，不越于语言文字之间，并自觉地将这种心学建立在《四书》等经典文本之上，而没有试图像禅宗或陆王心学那样废除经学、解构经学，而是更新、重建经学。宋初的赵普曾劝宋太祖以尧、舜之道治世，以如来之行修心，赵普的这一说法，可以看作是宋代的祖宗之法。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由此可见，佛教所确立的以佛治心、以儒治世的分工模式已在宋代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认知。

学者关注的不再是《六经》所承载的圣王之道，而是以考据、训诂的方式进行专家式的学术研究，以此获得政治地位与经济来源。在《大学章句序》中，朱子用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进一步概括《大学》的特点。

就《六经》这一经学体系而言，确是一个事实。这也是《四书》能够取代传统经学而成为宋代之后儒家经学核心的根本所在。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因此，他们对儒佛分工的理解和定位，最终只有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转化为王朝的集体意志，才能实现其目标。

佛教对于儒佛分工的处理，其背后的动机还是要在政治层面为自身争取相应的地位。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不过，正如章学诚指出，《六经》是孔子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而形成，因此其内容偏重于典章制度的层面。自汉代之后，《六经》被列为官学，而汉唐经学由此形成。

《四书》的成立及其意义正如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所言：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生民不见六经之用久矣。

他一方面承认儒家在治世层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实际上所真正要表明的则是佛教在治心层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自韩愈以来，儒家学者认为佛教的心性工夫更多地是调节主体的内在精神境界，是治心而外天下国家，从而会导致治心与治世之间的本末横分，中外断绝，治心无法为治世提供担保，因此并不能满足理学家寻求重建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的需要。

北宋的契嵩更为明确地指出：儒、佛者，圣人之教也。而这一定位也意味着，在佛教徒看来，儒学虽然长于社会政治治理，却缺乏心性之学的维度。然而，汉唐经学虽以礼乐之用为急，但经学家们对相关问题的处理，却难以满足政治治理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表明儒家是以治世为根本指向，从而与佛教的治心之学具有根本的区别。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在朱子看来，只有《中庸》所提供的治心工夫，才能够真正实现治心与治世的贯通，从而不会陷入佛教的治心而外天下国家，并为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提供心性层面的担保。

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如范晔所言，《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统治阶层对《六经》的关注更多侧重其礼乐制度的层面。因此，这一新经学并不仅仅只向政治主体开放，而是向一切主体开放，为一切人的修身成德提供依据。

另一方面，传统经学又无法为治心与治世的贯通提供依据，这就决定了儒家的经典体系必须加以更新。一方面，儒家需直面佛教所确立的以儒治世、以佛治心的儒佛分工的挑战。

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另一方面，亦如庄子所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表明了《六经》在内容上的丰富性。

《中庸》在《四书》体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后来宋真宗作《感应论》，主张依佛修心……依儒致仕可也，宋孝宗撰《三教论》进一步强调以佛修心……以儒治世。江求流（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进入专题： 四书 儒家 经学 。这种以政治、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专家之学，不再将通经致用作为学术追求，人知训诂而不知经，断析其言而不顾理，散而为章句，窃而为进取之术……甚哉。

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四书》以《大学》为首。

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一方面是说《大学》并不仅仅停留于佛教式的心性领域，而是将其所处理的问题放在身—家—国—天下这一儒家思想的根本结构之中。但在《四书》体系中，《论语》则成为根本所在。

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在唐宋时期，特别是在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那里，《四书》突然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呢？这就需要对《四书》成立的背景与意义加以考察。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

礼乐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礼乐不仅承担着国家的制度设计，也关系到祭祀、教化等日常治理的具体操作。二程曾言《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而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则强调《中庸》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在阐述上古圣神继天立极的道统，而这一道统的核心则是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具体内容的道学。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不过，上述关于儒佛优劣的讨论，又蕴含着关于儒佛分工的定位：儒家是政治治理的工具，而佛教则能够为人们探讨性灵真奥提供指导。由是，不同师承、学派的学者们对礼乐、祭祀等相关制度无法提供统一的理解，自然也不能符合统治阶层以儒治世的需要。

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在朱子看来，孔子就切实做工夫处教人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处，因此，作为孔子的教学记录，《论语》之书，无非操存、涵养之要。

 历史地看，孔子通过对上古政教实践的总结而确立《六经》这一经典体系，是儒家经学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余靖曾指出：今之《礼》经，以郑注为正，而康成释祭之文，前后驳杂……康成最为明礼，而于禘郊之义不能尽之，故其释《祭法》……首尾纷孥，自相矛盾。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因为佛教主张以佛治心、以儒治世，而理学家则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因此基于《四书》所形成的新经学必然是一种儒家式的心性之学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